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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来源:潍坊律师网作者:马敬律师时间:2022-01-28

李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基本案情


  李某三十三周岁,在潍坊市潍城区某公司担任讲师,该公司委托他人设计程序,以拉人头提成的方式攫取利益,涉案金额近两亿元人民币,后资金链断裂,受害人报案,公司领导及相关人员遂被抓获。李某线下人员900余人,获利40万元,公安机关扣押其凯迪拉克SUV一辆,接受委托后,详阅了案件材料,认为本案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充分,遂作罪轻辩护。

在审查起诉阶段,多次与公诉人沟通案情,提出犯罪嫌疑人属从犯等辩护意见,并向公诉人提交了其他法院判决的案例,公诉人不认可,坚称她们一直是这么办的,讲师是积极份子,有自己的团队,不可能认定为从犯。如果认罪认罚,建议量刑5年6个月,在其他同案犯都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我们坚持认罪不认罚。到审判阶段后,辩护人第一时间跟承办法官沟通,承办法官的意见跟公诉人如出一辙,万般无奈之下,辩护人又向承办法官提交了三份不同法院的判决,承办法官最后明确会考虑我们的意见。历经两次庭审之后,公诉人重新调整了量刑标准,如果我的当事人认罪认罚建议量刑3年10个月,辩护人会见了当事人,跟当事人充分沟通之后,还是认为量刑过重,还是认罪不认罚。


 辩护意见


  一、案件事实部分

(一)起诉书指控李某发展的下线人数为970人,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1.《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不能作为认定李某下线人数的依据。

传销属于涉众型案件,涉及人数众多,平台涉案人数应当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或者鉴定机构作出科学的认定,认定工作是对电子数据的检查,是对平台后台数据的解读,要有《电子证据检查笔录》,要符合法定的程序,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及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电子数据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注明检查方法、过程和结果,由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及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四十四条“电子数据检查,应当由两名以上具有专业技术的侦查人员进行。必要时,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第四十八条“检查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电子数据检查笔录》,记录以下内容:(一)基本情况。包括检查的起止时间,指挥人员、检查人员的姓名、职务,检查的对象,检查的目的等;(二)检查过程。包括检查过程使用的工具,检查的方法与步骤等;(三)检查结果。包括通过检查发现的案件线索、电子数据等相关信息。”庭审中,公诉人对辩护人提出的《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属于电子证据,需要《电子数据检查笔录》及法律规定的程序的质证意见作出答辩,称《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是书证,不是电子证据,这种答辩意见辩护人不敢苟同,如果后台数据不是电子证据,那什么样的证据才属于电子证据,统计表是根据固定的后台数据形成的,难道将整理的数据打成纸质材料就能否定了其是电子数据的事实?请法院依法审查,作出公正的认定。

另外,GB/T29362-2012电子物证数据检索检验规程要求勘验前要对电脑进行杀毒,但本案侦查机关勘验时没有杀毒,虽然公诉机关出具了《情况说明》因为杀毒时间长而没有录像,用以证明固定证据时进行了杀毒,且以“我局民警再次对远程勘验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哈希值校验,确认提供给法院的数据文件与远程勘验中获得的数据文件一致”来证明电子数据的准确性,但该说明明显是对远程勘验程序违法及不能保证数据文件一致的掩饰,哈希值是电子文件的身份证,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应当明示具体的哈希值,否则,不能证明远程勘验的电子数据文件与提交的电子数据文件的一致性,因此,《情况说明》既不能否认没有杀毒的事实,也不能证明远程勘验的数据文件与提交法院的数据文件一致。因此,《电子数据远程勘验笔录》证明侦查机关在远程勘验时,程序不合法,没有进行杀毒,无法确保电子数据的准确性。

因此,本案中,侦查机关在远程勘验时没有对电脑杀毒,据以作出的电子数据不能确保准确性,公诉机关出具的《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是根据远程勘验的电子数据做出的,不能确保准确性。另外,该统计表也不符合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无法保证统计表的准确性,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

2.ID号为“13435”账号有两人经营过,在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勘验时已经不属于李某,直接将该ID号“13435”下的全部会员都作为李某的下线是错误的。

(1)ID号为“13435”的账号李某曾经使用过,但其已经在2020年3月就退出了,不再经营“全民当家”,且退出后也没有再从平台提现。根据李某在侦查工作卷3第70页的供述“问:讲一下你参与全民当家平台的时间段?答:我是从2019年10月14日参与的全民当家平台,到了2020年三、四月份就退出了”;另外,根据臧在侦查工作卷第122页的供述“今年3月,曾小菲、孙某、毕金风还在平台上修改了自己作为会员收款的账户,把自已的收款账户分别改成了刘波、白长喜和房立超”;另外,根据庭审中对刘某的发问,刘某明确2020年3月李某就已经辞职,ID账号“13435”是公司的点位,李某辞职后,公司不给李某发工资了,就将账号收回。为什么刘某说ID号“13435”是公司的点位?因为公司欠发李某的工资,公司以给李某下线安排下线并以在平台提现的方式给李某发工资。根据以上证据,说明李某退出时间为2020年3月,安排下线及提现发工资都是公司行为。从公安机关制作的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可以看到ID号为“13435”的账号对应的姓名为“刘波”,开户行为农业银行,银行账户为“6228482148257325873”,身份证号为“152301198205163019”,联系电话为“13039547254”,以上信息都与李某无关,根据宋和丁某的供述平台的电话号码只有丁某能改,说明这个账号是李某退出后,公司领导改的,信息更改后,这个账号就不再属于李某。

(2)ID号为“13435”的账号2020年3月之后由臧实际掌控,归公司所有。根据臧在侦查工作卷第121、122页的供述“问:全民当家平台使用的账户还有哪些在你手里?答:…这八张卡的户名分别是白长喜、刘波、房立超…,卡号记不清了,这些卡在我手里。这八张卡从春节后一直使用到今年7月底,主要是从公户上把钱打到这些卡上后,用于支付给会员提现”;以及庭审中,辩护人对臧的发问,臧明确“刘波”名下的银行卡在公司里,由公司使用。说明这个ID号为“13435”的账号所绑定的银行卡由臧掌控并由公司使用,银行卡是用来提现的,如果是李某自己经营这个ID号,对应的银行卡不可能交给臧,从而也说明李某在将银行卡交给公司财务臧时,就已经退出了“全民当家”平台的事实。

(3)臧关于“将现金提出后交给李某、孙某、毕某”的供述不真实。根据臧在侦查工作卷第122页的供述“在今年3月份,曾小菲、孙某、毕金风还在平台上修改了自己作为会员收款的账户,把自已的收款账户分别改成了刘波、白长喜和房立超,这样在今年3月份以后,她们三人就用这三张卡进行会员提现,一共提了十多万元,但是这些卡一直在我手里,由我提取现金给她们。”证明这个ID号在2020年3月就已经改为了刘波,结合李某、毕某的供述,以及刘某当庭对辩护人提出问题的回答情况,李某在2020年3月退出后,很少到公司去,绑定的银行卡也掌控在公司财务人员臧手中,用于公司经营。至于臧供述的他提出现金后给她们,根据庭审中辩护人对刘某、李某和毕某的发问,刘某明确公司收回后没有再给李某提现,李某和毕某也都没有收到过臧所说的现金,臧所说的这部分现金也没有收到条或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能证明其真实性。

(4)李某的银行流水,2020年4月之后公司的打款也不能证明是“提现”,更不能证明李某没有退出“全民当家”平台。第一,李某从2020年3月之后一直在临沂老家,没有再参与经营,公司给李某的打款,李某是被动接受的。第二,据李某所讲,退出后四月之后的钱是退的商城平台经销商的押金。押金是按比例退的,经销商入驻平台时是通过李某对接的,需要交纳20000元押金,后来公司不发货了,经销商找李某退押金,开始逐渐按比例给经销商退押金,所以出现了四月到六月还有公司打款的情况,这一点公司财务臧能够证明。结合刘某明确李某在2020年3月向他提出了辞职,李某也在微信群里截图给了会员,李某在2020年3月已经退出。

退一步讲,即使李某经营到2020年6月,2020年7月1日平台重启后的一个半月,李某也没有参与,新增的会员人数也不能计算在李某的名下,应予扣除。该明细表不能达到公诉人证明李某没有退出的证明目的。

因此,这个ID号为“13435”的账号在2019年10月到2020年3月是李某的,2020年3月之后由臧掌控,是臧的或者是公司的,说明这个账号有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经营过。而公安机关是根据2020年11月30日固定的后台数据制作的《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也就是说这个后台数据是李某退出后8个月之后的平台数据,该数据没有扣除2020年3月之后的加入的会员,因此,《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是根据未经扣除后期发展的会员的后台数据作出的,故,该统计表不能作为认定李某下线人数的依据。不能将该ID号下的会员都作为李某的下线。

3.后台数据已经发生了改变。

根据侦查工作卷2第20页张某的供述“直到六月底,本人通过会员群和其他会员那里得知,公司将于7月1日重新二次启动,依然是董某与董事长刘某主持全面工作,本人未接到公司任何通知,也没再做任何参与,包括投资抢单,启动至8月中旬左右,不知什么原因又停止了”。证明“全民当家”平台于2020年7月1日重新启动,并经营到8月中旬,期间李某ID号线下做过明显的调整,增加了多少会员无法计算。根据检察卷丁某的供述“问:全民当家平台数据能修改吗?答:有些信息后台能直接改,宋、臧等都能改。”说明后台的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改,依据此数据统计出的人数,不是李某退出时的数据,特别是二次重启时李某已退出,重启必然会发生数据的变更。

数据发生了变更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1)根据侦查工作卷3第76页李某的供述“问:讲一下你的下线会员情况?答:宋振超,女,我同学…王晓霞,女,我微信网友,手机号18553682292;再就是我姐姐曾某;其余那些会员都是公司给我安排的…”说明李某自己只直接发展了三个人宋振超、王晓霞与曾某,李某直接发展的人员王晓霞却没有出现在李某的下线人员中,这直接说明了后台数据发生了变化,公司人员做过调整。庭审中,公诉人答辩曾某的平台名字叫张春峰,用以证明王晓霞也用了其他的名字是没有依据的,曾某的平台名字叫张春峰,但收货人是曾某;王晓霞的收货信息,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辩护人无法确认,请审判机关依法确认王晓霞是否在李某名下,以判断数据是否被更改过。(2)根据侦查工作卷2第122页臧的供述“问:讲一下你的会员账号情况?签:账户名称是517731,会员姓名我先后用过刘雪婷、张全、周云山三个名字,银行卡号尾号是58589的建设银行卡号,但这个号码是假的,关联的手机号码是1476388788,这个账号的上级会员是毕某,下级会员是周俊生”,证明毕某是臧的上线,周俊生是臧的下线,从统计表上看,毕某确实是臧的上线,但周俊生却是与毕某平级,在整个层级中周俊生反而比臧高一级。(3)《李某下级激活会员统计表》中出现了多处ID小号反而在ID大号的下线问题。虽然,庭审中丁某否认ID号的生成与注册时间没有关系,但从会员的统计表不难看出,ID号生成的越早号就越小的事实,所以上线的ID号应当小于下线的ID号,但统计表却出现了多处小号是大号的下线问题,例如:序号1,ID号为5173上级ID号为13435;序号5,ID号为13435的上线ID号为13436;序号26,ID号13545的上线ID号为13626;序号28,ID号为13555的上线ID号为13733等。这些不符合逻辑问题的出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为做了调整。因此,后台数据不能作为认定李某下线人数的依据。

4.李某自己发展人员很少,也就是直推人员人数很少。

李某只介绍发展了三人就是宋振超、王晓霞及李某的姐姐曾某,其他是公司领导刘某安排到其下线的。根据刘某检察卷的供述“我的团队下面有毕某(音),女,四十岁,潍城区人…李某,女,三十岁,…”及刘某检察卷第30页的供述:“问:上述人员主要的赚钱途径是什么?答:我说的我的团队中除了刘治章、姜楠、刘应田是靠发展下线挣钱以外,毕文君也发展了自己的三十多个亲戚,其他人都是挣工资的,张某、宋等人都是靠发展下线赚钱的,平台下总共有九千会员左右,我这边的人员一共发展了八百多人,其他的全是张某和宋发展的。”毕某的供述“【侦查工作卷3(一审公诉案件)】【第97页】问:你的直推下线会员中有一个叫张全的人是谁?答:我不认识此人。问:你不认识张全,但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此人为何为你的直推会员?答:我不知道他怎么成为我的直推会员的,我来亿嘉隆公司的时候,李宗轩、高中升、刘应田、刘校长(外号)、薛成杰这几个人也都在公司里,当时平台正在内测,公司领导让我们注册进账号熟悉平台模式,我注册的比较早,他们中有人扫描我的二维码才能完成注册,这样我之间就形成了层级关系,具体怎么排列的我不太清楚,他们五个人曾经想一起经营一个账号,达到利润最大化,但具体是哪个账号,到底是几个人共同用一个账号,是不是张全这个账号这些我都不清楚”和 【侦查工作卷4(一审公诉案件)】【第58页】刘兆伟的证言“另外,公司领导人我忘了是谁说的了,说给我的会员号下面安排一个团队领导人,让我也多点收入,我不知道安排的是谁,我每天能多收入几百块钱。”毕某和刘兆伟的平台显示的直推下线有的也是公司安排的,不是他们发展的,与李某供述一致。说明李某是刘某团队的一员,其发展下线人员很少,其下线会员是公司安排的,其主要的赚钱途径是靠工资(因为李某入职时间是2019年5月其工作到2019年10月,只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全民当家”平台运行后,刘某承诺她的工资以平台提取的方式发放),平台显示的李某线下的会员除宋某、王某某和李某某及他们发展的下线会员外,其他会员都不是其发展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是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根据这个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需要以自己的介绍或召集,需要以自己的努力来“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没有通过自己的介绍或召集,而是公司领导出于某种原因安排的下线人员,既不是自己直接“发展”的人员也不是自己间接“发展”的人员,虽然上线会员从下线会员处获得了利益,但因为这些人员不是组织领导者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也对这些会员没有起组织和领导的作用,所以这些人员不能计为组织领导者的下线人员。例如,从“统计表”可以看出,注册越早的ID号越小,ID号为5173的卢吉建,其ID号较小,但却在ID号“13435”后面,说明前期的会员是公司安排的,不是个人发展的,并且前面较小的数据是张某、宋、董某移植的他们在青岛做的“福润德”平台的数据(董某【侦查工作卷2(一审公诉案件)】【第70页】有过描述),这些公司安排的下线,显然不是李某直接发展或间接发展的,对这些会员也没有起组织领导的作用,因此,公司安排的下线,不能作为李某的下线直推人员。

综上,“统计表”是根据2019年10月14日到2020年11月30日这个时间段形成的后台数据做出的,这个时间段有两人经营了ID号“13435”这个账号,“统计表”制作过程违法,无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根据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李某的下线会员人数不能确定;李某的下线是公司安排的,是公司行为,李某是被动的接受,不然无法领取工资,公司安排的下线不能作为李某的下线。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李某发展下线14级970人的指控不能成立,应当作出有利于李某的认定。

(二)李某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

1.平台数据及臧的供述不能作为认定李某违法所得的依据。

自2020年3月李某退出后,平台就没有给李某打过钱,根据张某的供述“【侦查工作卷2(一审公诉案件)】【第14页】我们从你的账户流水分析,这些账户和平台数据上的提现数额不符,这是什么原因?答:因为我们从平台提现后,需要付手续费,应该是收取2%,所以到账数额要小于提现数额,另外在今年四月份以后,平台提现开始用人工打款,有时打错了,有时还不打,所以到账数额可能与提现数额不符,到账金额应该是我的准确收益。”说明2020年4月以后,打款就不正常了,到账金额与平台数据不符,应当以银行卡到账金额扣除在平台上的消费为违法所得。

臧虽然是公司的财务人员,但其不可能对每个人的收入有准确的记忆,其供述有着明显的不准确性,即使是平台的数据,都不能保证其准确性,何况是臧的记忆!再者,李某的工资是每月15000元,而不是臧供述的20000元,而且其工资只发了一个月而不是两个月的,最主要的是其工资在2019年10月份之前发的,“全民当家”平台10月入驻后,公司是以平台提现的方式给李某发工资。也就是说,李某的工资是“全民当家”传销平台入驻前的工资,是其合法收入,不能作为其违法所得。因此,臧供述的李某的违法所得既包含所有的平台提现数据又包含李某之前的工资,不能作为认定李某违法所得的依据。

2.李某的自认也不能作为认定违法所得的依据。

自认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要看自认的内容是什么,特别是这个数字是几十笔几百几千的数字相加才得出的数字,对这种数字的自认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违法所得的依据。本案中,李某自认的违法所得就是几十笔乃至上百笔这种小金额的数字相加所得出的,并且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其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这个数字不可能准确。通过庭审中辩护人的发问可知,这个数字是公安机关告知李某的,说是根据后台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李某事后回忆,这个数字与事实有出入。因此,李某的自认不能作为认定违法所得的依据。

3.完整的银行流水是认定违法所得的最关键、最准确的依据,也是唯一准确认定违法所得的依据。

庭审中,公诉人提交的是侦查机关经过摘录的《李某涉案工行账户进项交易明细》,该明细只有进项没有出项,不完整,不能进行综合判断分析,只能证明李某银行卡进了多少钱,而不能证明违法所得,因为交易明细应当是有进有出,公司打给李某的钱就都是违法所得吗?有没有为公司处理其他事项的钱?等等。庭审中,公诉人称2020年4月3日曾某打给了李某2万元,李某提出疑问,是她姐姐借的李某的钱,是还的她的钱,说明仅根据进项来认定违法所得无疑是片面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自认和平台后台数据都有瑕疵,直接以被告人自认的金额或者平台后台数据的金额作为认定违法所得的依据与事实有出入,不准确,因此,完整的银行流水才是认定违法所得的唯一依据。

(2)银行流水明细中,涉及到与平台有关的交易对手账号应当是“6212261610019736573”刘广明,“232540153842”山东亿嘉隆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汇潮支付有限公司,“6228482148257325873”刘波,“6214835394392086”刘广亮、王龙及杨涛共七个账号或交易对手,经辩护人核算,扣除退平台客户款及商城经销商的押金款共计243774元。庭审中,公诉人核算的314230元是明显错误的。

4.李某的违法所得应当以其银行流水总额减去其在“全民当家”平台的充值12720元及激活费60元,并减去公司的活动款21500元,减去打给公司客户的钱40000元,减去其在亿家隆公司2019年10月之前应得的工资60000元及退经销商的押金8000元及退客户的钱2725元的差额来认定,应当是318547-12720-60-21500-40000-60000-8000-2725=173542元。

(1)根据侦查工作卷2第16页“问:从平台数据和你银行卡交易流水看,你在平台上提现2030950元,实际到账2048434元,分红51万元,充值23124元,激活费是240元,打回平台20万元,打给会员1.7万元,这样算的话,你一共获益2318070元,这些数据准确吗?”及侦查工作卷2第51页对宋的同样讯问,说明公安机关在计算张某、宋的违法所得的计算方式为实际到账金额减去平台的账户充值金额、激活费等,因此,认定李某的违法所得也应当扣除账户充值金额12720元及激活费60元。

(2)2019年11月8日用杨涛账户打给李某的40000元,李某半小时内转了21笔1190元、25笔595元及一笔135元,共计40000元一分不少的转给了客户,这40000元应当扣除。

(3)李某有四个月的合法收入包含在“全民当家”平台获利中。李某2019年5月入职山东亿嘉隆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承诺工资为每月1.5万元,直至2019年10月14日公司引入“全民当家”平台,工作了5个月,只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另外四个月的工资从“全民当家”平台获利发放,这五个月的工资是李某的合法收入,欠发的四个月的合法收入6万元包含在“全民当家”平台获利中。

(4)公司承诺“全民当家”平台获利顶李某的工资。根据【侦查工作卷3第75页】李某的供述,“当时公司说平台获利当做我的工资”。并且根据庭审中辩护人对刘某的发问,刘某确认李某的提现就是抵顶她的工资,说明公司欠发的李某的工资是从平台获利中补发的。

(5)李某的线下人员绝大部分是公司安排的。这一点在“李某的发展下线人数”中已经作了论述,公司将下线人员安排在李某下线的做法,符合公司对李某工资补发的承诺,刘某在庭审中也确认李某的点位是公司的。

(6)根据李某对银行流水的质证意见,2020年4月到6月的打款为退的平台商城经销商的押金及客户的钱,应从总金额中扣除。

综上,请审判机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认定李某的违法所得,把李某亲属多退的违法所得依法返还,以彰显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三)李某的凯迪拉克车不属于用违法所得购买,应当依法返还。

1.凯迪拉克车的首付款问题。

李某的凯迪拉克车根据李某的供述,“侦查工作卷3第75页,问:你名下的凯迪拉克汽车是怎么来的?答:是孙某于2020年5月份作为生日礼物给我买的,当时是刷的刘某的信用卡交的首付11万左右,后期我用我的农业银行卡每月还3442元左右的车贷。”说明首付是孙某用刘某的信用卡刷卡付的首付,是孙某送给李某的;根据刘某的供述“侦查工作卷2第91、92页问:这些钱都用在了哪里?答:宝马车是用这些钱买的,还有剩下的就是我说的给会员清算了给会员保本的投资款,其他的我也想不起来干什么了,反正是手里没有钱,还欠着50多万的信用卡没有还清。”结合庭审中,辩护人对刘某的发问,刘某明确是刷的他的信用卡付的首付,并且信用卡没有还款。说明购买该车的首付款不是用违法所得支付的。

2.已还车贷和未还车贷的性质。

根据李某的供述,其从平台的提现,部分用于了还车贷,但,现在李某亲属在侦查阶段已经将违法所得全部上缴,不存在用违法所得偿还车贷的问题。另外,李某车辆的贷款只还了几个月,还有10万余元的贷款没有偿还,这部分贷款也是由她个人偿还,这部分贷款也与违法所得没有关系。

综上,李某的凯迪拉克汽车无论是首付款还是后期还贷的款项不属于违法所得,应当依法返还。

二、法律适用部分

    (一)被告人李某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李某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1)李某的职位。

2019年5月到2019年10月,李某在山东亿嘉隆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的工作是讲师,10月公司与张某等人合作引入“全民当家”平台后,因为改变了原公司的工作模式,其日常工作较杂,没有固定的职位,主要是配合公司领导接待,端茶倒水、解答咨询等。从证人证言看,几乎没有人说听过李某给其讲过课,讲过什么课,最多的只是说其是讲师,大部分人是停留在原来公司经营益生菌的认识上,因为原来公司引入“全民当家”平台后,刘某将原来的客户都发展成了下线会员。

讲师的作用体现在传授、培训方面,例如保险公司的讲师、大学里的讲师,是面对的不特定多数人的讲课,张某在三次大会上的讲课,起的就是传授理念培训能力的讲师作用,李某跟讲师沾边的工作,只能是给会员解答咨询,但解答咨询并不是作为讲师的李某、毕某的专属工作,公司领导、客服都能给需要咨询的会员讲,并且日常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因此,李某的工作虽然名为讲师,但公司没有让其履行其职责。

(2)李某的作用。①根据做的比较好的证人高山的证言(侦查工作卷4第20页,问:讲一下全民当家亿嘉隆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的主要人员情况?答:我加入该平台成为经销商后,我了解部分成员情况。张某,负责着市场推广方面的工作,张某出面讲课,请制度等),以及侦查工作卷2公司CEO董某的供述:“问:说一下张某、宋、刘某的情况?答:张某,男,1980年生的,家时淄博罗村镇的,我和他是三四年之前通过朋友认识的,他那时是做团队传销的,他在全民当家平台负责运营,整个都是他来负责,这个模式是他和宋制定并发展团队的。平时给发展的会员讲课,讲这个模式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说明“全民当家”平台并不是职位管理严格的平台,谁都可以讲课,团队长都可以讲课,在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中,张某讲课是最多的,开大会、来客户等基本是张某讲课。虽然庭审中张某否认他大会上讲课,但证人证言完全可以证明他在庭审中的回答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张某称李某是商学院院长,给他的会员讲过课也不符合实际,因为张某常年做资金盘工作,经验丰富,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讲师,根本不需要其他人给他的会员讲课;另外,根据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商学院就没有成立,只是最初的设想;再者,根据刘某在庭审中的陈述,李某就是他团队下的一员,工资也是他的团队发放,张某、宋、刘某三个团队各自为战,互不牵扯。说明张某对李某给他的团队讲过课的说法值得商榷,没有可信度。

②根据刘某检察卷的供述“上述这些人是张某和宋的团队…,我的团队下面有毕某(音),女,四十岁,潍城区人李某,女,三十岁,临沂市人,负责讲课”,“说明全民当家”平台分三个大的团队张某、宋和刘某各有其团队,李某就是刘某团队的一员,李某虽然名为“全民当家”平台的讲师,但其只是在其自己的团队里讲过课,受众并不是所有的“全民当家”整个平台的会员,其作用与团队长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把“全民当家”平台看作一棵树,那这棵树有三根树枝,李某只是对其中的一根树枝发挥作用,而且这根树枝要远远弱于另两根树枝。因此,“全民当家”平台与李某及其下线明显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③评价一个平台成员所起的作用要从整个“全民当家”平台的角度来出发,而不是从平台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团队的角度出发,要根据他们对“全民当家”平台的发展壮大所起的作用来评价。在全民当家平台上同李某一样的团队长在“全民当家”平台上有很多,他们的作用不比李某小,他们的收益不比李某少,他们的作用只局限于整个平台的一隅,相比于刘某、董某、张某、宋等把握整个平台大局的领导者组织者而言,其对整个平台的发展壮大来说所起的作用明显是次要作用、辅助作用,明显小于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所以他们很多团队长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李某却被追究刑事责任。一个案件两种标准,对李某而言明显不公平。如果这些团队长跟真正的组织者领导者不区分主从犯,将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这些团队长明显不公平。现在全国各地的判例来看,包括同为潍坊市的判例也已经区分主从犯(提交奎文法院判例二份、坊子法院的判例一份),希望合议庭充分考虑本辩护人的意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从整个案件全盘考虑李某在整个平台的作用,作出公平公正的认定。

综上,李某在“全民当家”平台既不是发起人、决策人、操纵者,也没有担任策划、指挥、布置等重要职责,相比张某、宋、董某、刘某等策划指挥者而言,张某等人与李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起主要作用与次要作用的关系,因此,李某在“全民当家”平台共同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辅助作用,应当认定其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对其减轻处罚。

2.被告人李某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

李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事实,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这一点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提到,在此不再赘述。

    (二)被告人李某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1.李某也是受害者。李某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因为外界的两个原因导致的。一是李某于2019年5月到山东亿家隆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工作,到2019年10月(宋、张某、董某林与公司合作)一共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公司老板刘某跟她讲,以前的工资通过“全民当家”提点的方式发,四五个月的工资,对远在异地打拼并且家庭困难的李某来说,是一笔“巨资”,不可能说不要就不要了。二是张某等人也跟他们说,他们在青岛做过“福润德”(前面已经提及),跟“全民当家”一个模式是新型的电子商务平台不是犯罪,是犯罪他们也不会在这里跟公司合作,早就“进去了”,正是在张某等人的蛊惑以及一心想拿到自己的血汗钱的双重作用下,再就是不懂法,李某才继续在公司工作。因此,李某也是受害者。

2.李某积极退赃四十万元。在“全民当家”平台上,李某提点一共二十余万元,即拿到手的钱为二十余万元(在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检察机关调取李某的银行流水,检察机关没有调取,在此申请审判机关依法调取),至于平台上显示的一共三十多万元,可能是因为李某点位下的人是公司安排的不是李某自己拉的人头,公司扣除了一部分,也有可能像张某所讲的2020年3月平台不正常而没有到账。因此,李某一共得到二十余万元,退赃四十万元,积极超额退赃。

3. 李某积极认罪、悔罪。在辩护人会见被告人时,被告人一再表示,非常后悔,李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退赃,确有悔罪表现。

4.李某主观恶性小。李某在“全民当家”平台上,只拉过三个人,分别为宋振超、王晓霞和其姐姐,其他人员都是公司给安排在下面的,不是李某主动拉的下线发展的,犯罪情节较轻。至于为什么安排这么多人在李某的点位下,据李某讲,因为其在公司工作五个月只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公司老板刘某讲她的工资从“全民当家”平台以提点的方式补发,刘某为了补发其欠发的工资而安排到其名下的。因此,虽然李某点位下人数较多,但其实际只拉过三个人,主观恶性较小。

5.李某系初犯、偶犯。李某在此之前,无前科劣迹,一贯遵纪守法,表现良好。

6.李某父亲需要李某照顾。曾现团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糖尿病,因冠心病做过心脏搭桥手术,需要女儿的照顾。

三、量刑建议

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对于坦白情节,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李某属于从犯,具有坦白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具有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根据这些情节,其宣告刑应当在两年以下,且本案为非暴力性犯罪,对李某判处缓刑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因此,建议对李某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综上所述,被告人李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看守所的这段时间,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已经吸取沉痛的教训,希望法庭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李某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正处花季年华,如果未来几年在铁窗中度过,对社会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浪费;其并非罪大恶极,理应尽快回归社会,为社会创造价值,希望合议庭对其从轻处罚,以体现司法机关的人性与宽容,体现法律的人性与宽容。


案件结果   


     潍城区人民检察院、潍城区人民法院最终接受了辩护人从犯的辩护意见,历经三次开庭之后,法院判决李某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且凯迪拉克SUV没有没收。取得了很好的辩护效果,被告人及家属对律师的工作表示满意!